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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29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和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在海口共同主办了以“增长与改革——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国际论坛。与会者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
与会专家指出,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有专家指出,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的势头。
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有专家指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将保持“去杠杆化”的势头。“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开始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从传统的投资者转向消费者,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
避免美国转嫁危机,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与会专家指出,当前美国政府已启动印钞机救市,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有专家认为,危机是一场灾难,它带来世界经济的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
扩内需、调结构成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共同课题
与会专家指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保增长的同时,需要通过扩内需、调结构有步骤地变革传统的发展模式。
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专家指出,能否有效地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有专家认为,亚洲的未来可能有一个与美欧市场脱钩的问题。在美欧市场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另一方面,各国都应当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调整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与会专家认为,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在努力实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如果在维持原有结构的基础上保增长,不仅使增长难以持续,还会延误发展模式转型的步伐。与会专家从多个角度论述了调结构的重点任务:一是正确处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重点扩大社会投资;二是调整城乡结构,应当更加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确保粮食供给充裕和价格稳定;三是在注重发展大企业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持续缓解就业压力奠定基础;四是鼓励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向高端产业发展,总体上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五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模式转型面临较多共同的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寻求出路
与会专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多是转轨国家,尽管有些不是转轨国家,但都经历了新一轮市场化的变革,都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都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高储蓄、低消费等问题,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创新。
从短期看,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新突破。以中国为例,有专家指出,从保增长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四两拨千斤”,以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金。今明两年要实现8%的经济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约需要45万亿元,目前政府4万亿元投资仅占其中的8.9%。也就是说,如果单靠政府投资,不通过市场化改革启动社会和民间投资,达不到保增长的目标。从保就业来说,这涉及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以农民工为例,要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既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政策,更需要解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对接问题。
通过综合性的制度变革形成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的新格局。与会专家从四个方面对扩大消费的变革进行了阐述: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劳动者的教育培训,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扶持中小企业,提高就业率;三是注重解决农村二元结构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四是注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强化以公平、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重建。有的专家认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改革发展上,都面临着进一步市场化和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应当汲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的最佳均衡点。在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变革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既要坚持推进市场化,又要防止“权贵”市场经济;既要维护困难群体利益,又要防止民粹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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