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场来势迅猛、态势凶险的金融风暴突袭亚洲，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当时的中国，体制基础和金融体系远没有今天强健，经济实力远没有今天强大，但中国政府经受住了危机的洗礼。不仅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多轮冲击，还顺势进行了金融、国企及汇率机制的历史性改革，开创了宏观调控的新局面，为中国后10年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以稳定人民币汇率支持其他国家度过难关，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值得自豪的是，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在危机中表现可圈可点，至今记忆犹新。

       一、成立“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

       当泰铢狂贬激发的连锁反应，开始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蔓延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党组就开始关注事态发展，并酝酿应急措施。1997年10月，主持中心工作的刘中一同志在向李铁映国务委员（当时分管中心工作）汇报时，提到了对金融风暴的关注和工作设想。铁映同志给予高度评价，要求中心继续加强力量重点研究，并表示有困难找他。

       中一书记当即指派党组成员、信息中心主任李克穆负责这一工作，并要求尽快制定实施方案。点李克穆的将，是因为他长期在中心工作，对宏观经济素有研究，曾兼任中心网络筹备组副组长，并负责具体建网工作，对政策研究和网络都很熟悉。几天后，李克穆找我商讨他的设想：一是抽调精干研究人员，二是建立快速报告机制，三是提供必要的方便。我理解李克穆的想法，也支持他的意见。我俩首先确定成立一个小组，并确定了人选条件：有研究经验、年轻、多专业。从宏观经济、金融和外经领域为主的多专业选人，是考虑到金融风潮实质是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多视角的跟踪研究，这也是中心优势所在。强调年轻，是为了适应时差、熬夜上网和高强度工作。此外，也想借机给年轻人一个锻炼机会。按此标准初选了魏加宁、张承惠、隆国强、熊贤良、冯飞、王彤、李明，加上李克穆共8人，李明入选是为了确保网络使用的方便。不久即发现8人都是博士、在读博士和博导，被戏称“8博士小组”，后来齐亮等同志也参与了小组工作。为突出工作主旨，小组直接称作“金融风潮跟踪研究小组”。提高工作成效的一个关键是提高即时性，需要开辟与中央的直通高速路，商定采取三个措施：一是创办小组专用报告《当前世界金融风潮动态与分析》，根据需要不定期出版。二是采取简报为主、研究报告为辅的办法。即主要采用简洁明快的简报，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力争第一时间将最新信息和最新判断报送中央。为此，内容限定在全球最新动态、权威机构最新举措、最新判断和建议等几类关键信息。简报只要结论和数据，分析阐述过程则以研究报告形式另报。为保持精力、调动全组力量，报告编写机制确定为：“轮流值班，每人一期，独立完成，鼓励多写”。三是为保证报告即时送达中央，授权李克穆直接终审签发。当时中心研究报告执行单向匿名交叉初审制度，即由编辑部选定匿名研究员预审各研究部报告，提出意见修改后再送终审，而中心《择要》当时由我负责最后审定签发。跟踪小组报告跳过中间审批环节，直接进入终审并由李克穆签发。

       这些初步意见和框架设想上报后，立即得到中一同志的支持。跟踪研究小组召开了一个简短的成立会，立即投入了工作。

       二、主要工作及成果

       时隔十年之后，当时的许多情况已经淡忘。为了写这篇文字，重新请教了当年参与跟踪工作的同志，几经周折在王彤处才查到了跟踪小组全部报告文稿。前述小组名单就是依据书写报告件数排序的。

       跟踪小组1997年11月4日开始上报第一期简报，1998年金融风潮接近尾声，形势趋于稳定，跟踪小组才正式结束工作，12月31日发出最后一期报告。前后历时近一年两个月，上报报告114期。在难忘的14个月里，小组平均月发8份报告，在1997年末形势最为诡秘的一个多月里，上报简报密度达到平均2天一份。一个专题有如此高密度的产出上报，时至今日都是空前的。

       这些报告为中央决策直接提供了信息和资料，受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看重和赞许。时间的冲刷，使口头表态多在记忆中湮灭，保留下来的文字评价也所剩寥寥，但这些不多的批示仍能透出受到的倚重。例如：

       当时主管中心的李铁映国务委员，1997年11月10日在刘中一代表党组上报的第一期报告上批示：“中一同志：对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波动进行及时跟踪研究，对决策很有益，也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探索。这次起于东南亚，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波，对中国、香港、全球有什么影响，应采取的对策是什么？是当前的大事！风波过去后，你们总结一下这种研究的经验，以咨后事。”这个批示肯定了中心党组的决策，对跟踪小组研究方式的赞赏溢于笔外，还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对准确信息和高水平建议的迫切需求，二是对改进研究方式、提高研究水平的殷切盼望。

       亚洲金融风潮初起时，朱镕基同志正在政治局常委、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任上，1998年3月开始接任总理。朱总理的几份批示都很值得琢磨，例如：

       1997年11月23日，金融风潮开始肆虐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诸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香港打响了港元保卫战。在由跟踪小组成员起草的一份中心报告《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几点意见》上，朱副总理批示：请XX同志复印送XX、XX、XX、XX同志阅。原件退我（部分内容供起草讲话参考）。报告批送国务院金融和经济部门负责同志参阅，一般批示大多到此为止。有意思的是特别加一句嘱托：“原件退我”，仿佛还不放心，又特意说明他要将“部分内容供起草讲话参考”用。对这篇报告的重视和偏爱跃然纸上，活画出总理性情中的一面。

       1998初，印尼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再陷困境，东南亚汇市、股市波澜迭起。1月24日，在跟踪小组送呈的《香港股市再起波澜》报告上，朱副总理批请家宝同志并正庆、相龙、廖晖同志阅处的同时，特意加了一句“抄报泽民、李鹏、其琛同志处”。报告加盖了“特急”印记，成为特急件。由此，可以猜测到：这份报告所述情况对中央领导而言是第一消息，报告的判断和建议对于中央即时反应和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类似的例子还有，12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阅读了跟踪小组的一份简报，当即批“请镕基同志参阅”。

       在金融风潮中，各国金融机构都受到巨大冲击，纷纷探索金融机构如何过关，如何新生。这些具体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刚刚迈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中国是难得的鲜活教材。1998年8月4日，朱总理在跟踪小组《世界各国如何解决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报告上批示：“请XX同志组织研究关闭金融机构问题，参考美国XXX经验。”显见，这个经验因针对性强，触到了当时的难题和忧虑，对朱总理有所启示。

       中心跟踪小组影响超出了报告本身，给一些部委以启示。例如，1998年6月25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同志，在给证监会各位副主席的批示中写道：“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风潮跟踪小组的简报很及时，并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值得我们学习。证监会也应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进行跟踪研究分析，及时反映。”这一批示从侧面证实跟踪小组实现了“及时”和“重视”两大目标，也反映了中心应急能力和处置方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实际上，中央各部委在各自领域里的研究能力都强于中心，他们能够从中心经验吸取些许营养，等于发生了倍增效应，这个影响也许比跟踪工作本身更有积极意义。

       在我的记忆里，如此高密度的批示在中心历史上是少有的，如此高度的评价也是少有的。

       一个超出当时预想的成果是，原来只想借机锻炼一批年轻研究人员，10年后发现却是意料之外的丰收。跟踪小组的成员现在都成为有影响的研究人员，几乎全部都成为中心等研究机构的司局级骨干。而跟踪小组负责人李克穆则被中央调用，现任保监会副主席。

       三、启示

       亚洲金融风潮过去10年了，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今天仍能感受当时的震撼，体味其中的庆幸，读出宝贵的启示。那段历史对政策咨询机构而言，确有铁映同志所说“以咨后事”的作用，至少可以列举这样几点：

       ① 领导层的敏感和反应能力，是政策研究机构不可或缺的本能。人们常说“要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道理不错，但要做到三个“正确”却非易事。对于政策研究机构，要求思维在前，行动在前，三个“正确”更是须臾不可放弃的理想目标。

       ② 快速灵活的应急能力和制度保障，是政策研究机构的必备能力。中心跟踪小组的组建和运转，是一次典型的应急行动。组织精干应急团队，授权实现扁平化管理，调整制度灵活反应，动用各种支撑资源，创新工作模式等等措施，都是有效的应急机制原则。而能够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不是源于良好的愿望，而是多年日常工作积累的瞬间反映，是深层价值取向和精神文化的具体体现。

       ③ 高水平的成员及职业道德，是政策研究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亚洲金融风潮跟踪小组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不仅是研究人员娴熟的业务能力，更是他们高度使命感和职业道德使然。小组成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没有预期学术成果，没有任何稿酬期望，甚至埋没姓名的情况下完成的。今天重现这段历史，才连带彰显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当年甘心默默工作，但我们不能忍看他们默默不名。借此文对参与跟踪工作的所有同志，包括国研网和办公厅的同志表示一份敬意，致一声谢意。

       ④ 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施，是政策研究机构必需的技术保证。亚洲金融风潮的特点，是其迅猛凶险的发展态势，有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堕入危机深渊。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几乎所有传统信息源和信息采集手段都显得滞后，甚至失效。政策研究机构对优质信息的依赖，恰如工厂对优质原料的依存，是政策研究机构的基本实力构成。幸运的是，早在1994年中心就开始筹办自己的局域网，1995已建成并投入运行。亚洲金融风潮爆发时，网络已经成为中心研究的常规手段。网络普及与多种手段的综合应用，使中心独具优势，保证了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信息。后来，我多次用“网络第一功”感激国研网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