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即将落幕，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消散，但世界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

       过去一年，中国在启动了庞大的政府刺激和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之后，经济复苏强劲，2009年“保八”无忧。大落已转为大起，2010年实现9%以上的增速也不难。

       改革结构失衡的良机

       目前，对2010年世界经济再次探底的担忧依然存在，这样的风险也很难完全排除。但经历了2008年和2009年之后，应对这样的风险应该是比较驾轻就熟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超出预期。

       现在市场普遍预期2010年世界经济只会温和复苏，因为欧美经济结构的调整尚需时日。

       美国消费者需要保持较高储蓄率以减少债务，因此美国的居民消费可能继续疲软，由此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我们的预测是，出口增长速度在10%以下。

       然而，世界经济复苏也很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中国的出口也可能反弹得比预期要快。

       今年初很少有人想到百年难遇的危机能如此之快地稳住。在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政策之下，世界经济已经企稳回升，如果2010年出口反弹力度强劲，比如增速达到10%甚至15%以上，中国是否应该并且如何调整宏观政策？

       最容易的可能是不做任何调整，继续实施既有的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出口的快速反弹把中国经济增长推得更高，回到过去几年双位数的增速。

       出口的超预期反弹也会有助于消化一些剩余产能，让目前产能过剩的担忧和结构改革的压力锐减。

       然而，回到原来的增长模式，希望国际市场的发展继续允许中国这个制造业的巨无霸一如既往地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可能是不现实的。

       即使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比我们预期的要快，欧美主要国家的失业率仍然会在高位徘徊，金融系统的重创难以很快修复，而政府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在中国出口重新强劲增长的反衬下可能迅速上升，而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可能导致政府允许这种情绪转化为实际的保护措施。

       另外，出口的复苏会带动民营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的增长，因此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将得以逐渐复苏。果真如此，政府刺激投资的力度如果不调整，就可能出现投资过热的迹象。

       同时，出口的快速反弹可能使得目前下降的外贸顺差重新增长，而中外增长的差距、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将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流入。

       如此一来，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可能会重回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高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认为，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过去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也提供了改革结构失衡的时机。我们不应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而心存侥幸，延缓改革的进程。

       迅速调整宏观政策

       如果出口复苏比我们预期的要好，我认为首先应该迅速调整宏观政策，适当进一步收紧货币信贷。

       在2009年贷款新增近10万亿元之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的同时，也给未来埋下了许多隐患。地方政府债务和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就是其中之

       适时控制信贷规模、调整货币政策应该是2010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为，如果信贷增长过快甚至失控，其他的许多改革，如调整经济结构、抑制过剩产能、发展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监管等都会在流动性过剩、通胀预期增强的大环境下难以有效推行，至少效果会大打折扣。

       以银行监管为例，如果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利率过低，整个系统的风险会被低估。

       在宏观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宏观的风险，不是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

       银行系统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将会有很大的商业、利润动机去寻找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或者暗地里不执行审慎原则，或者把业务放在表外。单靠传统的监管体制可能治标不治本，很难不会重蹈欧美国家过去几年的覆辙。

       如果世界经济比我们预期的要好，第二要做的是应该更大力地推进结构改革。这包括理顺扭曲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改变偏好粗放型发展重工业产能的激励机制、增加国企分红用以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对私人部门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投资等。

       这些措施是改变目前中国初次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GDP的高速增长带动的就业和相应的劳动者收入增长不足问题的关键。同样，也是促进中国消费能得以持续增长的关键，对中国中长期以内需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这些改革因为涉及的利益再分配非常复杂，时机总是难以选择。例如价格调整，经济过热时担心改革引起通货膨胀，经济下滑时担心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矛盾。

       2010年应该是推进结构改革的绝好时机——经济已经复苏，但还未过热，通缩和通胀都不是大问题。

       而在民营部门投资开始复苏之际，政府也可以考虑更快地退出传统的投资领域，而把刺激更多地转向医疗、教育、廉租房、城乡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领域。所需的资金可以靠提高资源税、扩大国企分红等改革来补充。

       第三，2010年中国必须果断应对外汇流入再次汹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的风险。

       如上文所述，中国持续较大的外贸顺差、因增长较快和升值与其带来的资本流入，以及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带来的资本收入，都会给外汇储备的积累造成持续的、巨大的压力。

       如果中国坚持不改变名义汇率，或是基本不改变，那么外汇的积累和升值的预期一方面会不断创造流动性，给货币政策执行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会造成中国资产价格进一步大幅上升的压力。

       如果政府既不愿意让人民币升值，又不愿意让经济过热、资产泡沫过大，就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

       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有几个国家曾如此应对资本流入的压力——这些措施只能是短期有效，从而为国内改革赢得时间，但并不能取代必要的相对价格调整。

       总而言之，2010年是中国全面推进结构改革的良好时机，而调整货币信贷政策让其从危机处理转为常态，是改革稳定推进的必要条件。

       如果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中国出口得以强劲反弹，宏观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必须更快推行，而不是心存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