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的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月12日，由日本大学经济学部中国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东亚的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首都东京召开。来自澳大利亚、韩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和东亚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对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一、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东亚和谐一体化(Harmonious Integration)

       世界著名空间经济学家、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藤田昌久教授做了题为《推进东亚地区的和谐一体化一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的主题发言。他的主题演讲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空间经济学简介。空间经济学认为，随着交通、生产技术、人口等因素的变化，稳定的空间结构会出现不稳定，这会促使其重新自我组织，从而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结构。一般地，内在的集聚动因主要表现为消费晶、中间晶、劳动力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这些集聚动因推动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产生了滚雪球效应，进而形成了空间集聚。当运输成本变得足够低廉时，大规模集聚才会产生，而且伴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会导致集中的分散。

       2、全球化与本地化。近年来引领世界经济、政治迅速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汀革命所带来的商品、服务、货币、劳动力、信息等的运输和传送成本的下降，由此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国界的意义在降低；另一方面，城市和区域的重要性在加强，本地化的作用日益凸显。

       3、东亚区域经济的演进。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主要是通过雁行模式来进行的。最初的一体化是在日本与“亚洲四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之间进行的关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耐用消费晶、资本晶、高科技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全面一体化，后来扩大到与ASEAN四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之间的一体化，再到后来进一步扩大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一体化。90年代之后，伴随着新兴主要城市和产业集聚中心城市的兴起，东亚地区一体化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成为三个主要的集聚中心。同时，中国收入差距加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再如，东亚地区的生产与贸易网络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4、东亚地区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GDP存在着显著差距；另一方面，东亚某些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人均收入差距。

       5、进一步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原因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 WTO协定存在局限性，加强区域合作可以有效地弥补WTO的不足；(2)与EU、NAFTA相比，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处于劣势；(3)东亚地区已经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着事实上的一体化，应当通过制度上的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和稳定区域一体化；(4)区域一体化还可以解决一些新的区域性议题，如金融稳定、国与国以及一国内部的区域差距、环境、能源等问题。

       对于东亚的和谐一体化来说，有三个主要任务需要解决：(1)作为WTO协定的补充，应当积极推进FTAs／EPAs，以更好地完善企业、市场内部和外部环境。此外，还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金融和货币合作方面的区域制度安排；(2)进一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力图使东亚各国从地区多样化中受益；(3)应在人力资本、机构制度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投入和建设。

       6、推进以多样化为基础的“东亚复兴”，实现东亚地区向以知识创造为特征的“智力社会”(brainpower society)转变。20世纪末，伴随着信息与通信以及交通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知识创造型社会”不断发展。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以全球化、地区化和本地化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的重组。目前，东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被称为“世界工厂”，未来东亚发展的定位应该进一步提升。东亚各国应共同努力使东亚地区成为不断产生创新思想、技术和知识，以多样化、异质性为基础的“世界创新中心”。

       二、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出口绩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rema-chandra Athukorala教授在报告《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出口绩效》中，从东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和中国崛起给这些国家带来出口机会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国家出口绩效的影响的。

       l、中国出口贸易模式分析。(1)从出口贸易总量来看，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贸易大国。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大出口国；(2)从出口商品构成来看，中国已完成从初级产品为主到以加工产品为主的结构转变；(3)从加工产品构成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出口加工产品已从轻工业产品(服装、鞋子等)转向更加复杂的机械与运输设备(SITC 7)。在SITC 7产品中，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增长最为迅速。出口产品结构的转变充分反应了作为世界主要的最终产品组装中心的中国已经快速融人了全球生产网络体系。

       中国出口模式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传统的轻工业产品具有较大的成本优势；(2)中国是世界主要的最终产品的组装中心，该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将中国经济纳人全球生产链的政策改革来实现的。9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个原因在中国出口绩效方面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

       虽然中国的出口绩效显著提高，但是近年中国出口贸易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出口以进口零部件为基础的、由中国组装的相对复杂一些的产品。因此，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来看，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是一个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

       2、东亚国家在第三国市场上与中国之间竞争。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中国在机械贸易方面的市场占有率增长非常显著。与零部件相比，中国在最终产品方面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增长更为迅速。中国出口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急剧上升，表明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份额持续下降。但是对于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国家而言，其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因此，在第三国市场上，认为来自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挤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出口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3、作为新市场的中国为东亚国家提供了新的出口机会。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产品加工中心，中国迅速融人全球生产网络的现实为东亚各国将本国的零部件出口到中国提供了新的机会。虽然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增强了东亚区域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地区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因为这种以新型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仍依赖于中国在东亚区域外的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态势。

       考虑到中国要素市场的现状和过去二十多年内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和本质，以劳动力过剩为基础、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中国贸易模式在短期和中期内将不可能发生太大变化。

       三、中国的经济追赶战略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李根教授在报告《中国的经济追赶：华盛顿共识、东亚共识和北京共识》中，比较分析了中国的追赶战略、华盛顿共识以及东亚模式，试图探寻中国追赶战略(catch-up strategies)的独特性。

       通过分析华盛顿共识、东亚模式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李根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追赶具有东亚模式(东亚共识)的特点。从与华盛顿共识的关系来看，东亚模式一方面采取了华盛顿共识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五个政策，即财政纪律，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的再配置，以扩大税基和降低边际税率为目标的税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保护产权；另一方面则慎重采取华盛顿共识中的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消除 FDI障碍、金融自由化五个政策。此外，“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包(policy package)没有强调科学和技术创新以及提高教育程度的问题，而东亚国家的发展则强调这些内容。

       在上述内容基础上，李根教授精致地分析了中国追赶战略的一些独特性：(1)强调大学衍生企业(university spin-off firms)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2)通过国际购并来获得技术与品牌；(3)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间接学习(parallel learning)；(4)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采用全球化策略。“北京共识”为中国的经济追赶节约了时间，还使中国避免了“自由化陷阱”和“OEM陷阱”。中国的经济追赶采用的是东亚模式，而不是华盛顿共识，这样就可以避免“．自由化陷阱”——因过早自由化可能引起的危机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北京模式可以看作是早期经济体制渐进、实用主义方法的自然扩展，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成功。另外，“北京共识”有利于中国在本土市场上培养出拥有自主晶牌的全国性大企业。而且通过国际M&A来获得世界品牌和技术的方式很有可能使中国企业避免落入“OEM陷阱”。“OEM陷阱”是指在经济成长的早期阶段，后进企业会发现很容易采取追赶策略来生产领跑企业设计的产品，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领跑企业会拒绝向后进企业销售和提供许可证，或者是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生产基地，从而使企业陷入技术发展动态路径的危机阶段。

       此外，李根教授还对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中国企业由OEM(ow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阶段向OBM(ownbr and manufacturing)阶段转换过程中设计能力的提高问题。经验表明，企业最终安全地实现由OEM向OBM阶段转换，应当经过一个设计和产品发展能力有所积累的 ODM(own design manufacturing)的中间阶段。但是，设计能力的提高不能够简单地从市场上购买，这给中国企业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2)核心零部件等资本品的本地化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如何将主要资本品(主要零部件)本地化。这些资本晶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利用进口零部件来进行简单的组装；(3)国际MSIA战略的昂贵成本和效率问题。中国通过国际MXLA战略来获得品牌和技术(专利)的成本实际上非常昂贵，而且中国积极推进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也是在政府强烈的支持下进行的(如从国有银行获得廉价贷款等)，这些支持很容易被外国观察者认为是不公平交易的补贴，很容易引起国际间的经济摩擦。

       四、大中华地区的经济收敛

       英国诺丁汉大学姚树洁教授在《大中华地区的经济收敛》报告中，试图系统地分析中国、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经济收敛问题。首先，姚树洁教授分析了香港和澳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的意义。一方面，香港和澳门充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示范作用。在经济改革的早期，中国建立了深圳、汕头、厦门和珠海四个经济特区，这四个特区中的两个紧邻香港和澳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和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化和开放的进程中，香港不仅提供了必需的资本和技术，也是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大门。由于资本品的边际收益递减，广东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均收入将不可避免地向香港和澳门的收入水平收敛。

       在分析了香港和澳门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收敛的意义之后，姚树洁教授采用非参数分析(non-parametric analysis)和参数分析(parametric regressions)两类方法研究了大中华的经济收敛进程。非参数分析方法揭示了中国、香港和澳门之间在改革开放前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但是从2d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目前已经缩小了一半。

       就参数回归方法来说，姚树洁教授采用两种方法来分析大中华地区的经济收敛模式。第一种参数回归方法是MRW扩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截面模型和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改革前缺乏收敛，而改革后则呈现明显的收敛。而且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收入收敛是中国大陆省份之间的发散效应(diverging effect)和这些省份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收敛效应(converging effect)对比后的结果。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的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着收敛趋势，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大的经济地理区域，中国大陆省份之间呈现人均收入发散的趋势。

       第二种参数分析方法是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澳门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相对收入比率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尽管香港和中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时期正在缩小，但香港和中国大陆间的收入比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都是不稳定的。香港和中国间的随机收入收敛的缺乏意味着中国大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追赶香港，进而实现收入的稳定状态。中国大陆和澳门间的收入比例则比较稳定。

       最后，姚树洁教授认为实证分析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它说明了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了各省份与香港和澳门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进程的实现强有力地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国策不但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而且也有很实际的经济利益。

       作者：孔丹凤